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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類追求自由民主的歷史中，法國大革命占有重要的一頁。抗暴的群眾攻破巴士底監獄的那一刻，獨裁帝王倒台的命運就已注定。時代的巨流將淹滅所有的反動者，震撼著旁觀者，更激發起追隨者，眾人與生平等，而且只有經過「有權決定自己未來」才可能達到真正平等的信念在此時開花結果。然而，當法國人民還沉醉在慶祝美好未來的歡聲時，恐怖統治悄悄的接近了。大革命後不久，將近三十多萬的貴族、官吏、神職人員，及政治異議分子遭到逮捕，這些人一年之內被殘殺了一萬七千多名。到後來，造成恐怖時代的羅伯斯比自己也被送上了斷頭台。對於這段歷史熟悉的人，一定是心猶餘悸、慨嘆不已。但更令人不寒而慄的是，羅伯斯比引頸就戮之前還正義凜然的寫道：「我們的目標是要和平的享受自由與平等的喜悅，這個在永恆正義統治下所產生的法規，已經深刻鑲印在人民的心中，甚至連那些對法規一無所知的奴隸，及對法規加以否定的暴君也不例外。」
群眾與暴民一線之隔
是誰使羅伯斯比成為穿著民主外衣的暴君？然後又用同樣暴力的方式毀滅他？是一群熱烈追求民主的人，不是嗎？可是將責任完全推給群眾，公平嗎？當然不公平，在一些崇高理想的包裝下，挑起人與人之間的矛盾、偏見、憎恨的羅伯斯比與其黨羽，才是真正的元兇。希臘的先哲們已經提出警告，要小心群眾的狂熱，無知、偏激、盲從，甚至愚昧，群眾與暴民只有一線之隔。可是一些政治人物還是挖空心思不斷的操縱群眾，因為他們曉得這是搜刮聚斂人民手中權力的利器。這種心態與作為相當的可惡，更可惡的是這些操控者還不用負責任，只說：「這些是人民的意思，是人民決定的」。幾乎所有獨裁者都說過類似的話，像是：莫索里尼、希特勒、史達林、毛澤東。
從獨裁到民主；從少數人做決定到多數人做決定，是一大進步，因為少數人的意識不應該凌駕多數人的。可是多數並不一定保證決定的正確性與優良性。我人永遠無法避免做出錯誤或不當的決定，但是可以避免一再犯下相同的錯誤，而這個避免的機制就是責任政治。當人民將權力讓渡或委託給領導者時，掌權者就有責任為那些人做出最適當的決定，而每隔一段時間，人民經由選舉的方式來評鑑所做出的決定。如果這套機制無法確立，民主只不過像是一群烏合之眾任由機率來決定命運。
民粹主義正是模糊責任的最有效的工具。民粹主義強調人民的意識至高無上，為了要達成某一些共同目標，可以採取任何手段，視制度、律法、規範為無物。野心家於是以民粹主義來剷除所有防止濫權的限制。民粹主義常常以一些簡單動人的口號取代專業理性的思辯。投機客以為只要觸動人民最敏感的那一條神經，就可以任憑擺布群眾，予取予求。民粹主義更將多數與全體間劃成等號，多數可以決定全部。偏執者於是盡量分化社會，擴大矛盾，然後以多數宰制少數。當民眾迷性或臣服在多數即正確，多數即真理時，民粹主義者將無往不利的擴大權力，直到權力濫用的獨裁者出現。更嚴重的是，如Mc Clelland所述，「一旦烏合之眾成為全民意識的表達者，這種現象將會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出現，最後將無法避免由烏合之眾所創造出來的仇恨世界。」
以責任政治遏阻獨裁
負責任的政治家會各方探詢，盡全力為付託的人做出他認為最適當的選擇，然後等待人民的評判。當然他們不會，也不應該，所有事都替民眾做決定。當問題難解，取捨不易時，他們會將各種數據客觀的呈現在民眾之前，尋求幫助。即使最後發現所做的決定錯誤，也不會逃避責任。更不會一手拿著簡化問題的民調，一邊口中說著：「這是人民要我這樣做的」。
民粹主義者最後還是要付出代價的，而且是慘痛的，如同羅伯斯比所付出的，只是整個社會要一起賠進去，而且更加慘痛。
（作者為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副教授）
（本文原刊於中央日報91.07.22.3版）
（本評論代表作者個人之意見）
http://youtien.pixnet.net/blog/post/27266238-民粹與鄉愿：便辟、善柔、便佞
來自西方的「民粹」(populism)就像來自論語的「鄉愿」，很多人都不清楚它的本義，但常聽到大家講來講去，也就大概知道了它是怎樣；如此人云亦云下去，「民粹」和「鄉愿」在台灣也就漸漸演變出了當今的意思，即使你去考證原義說「民粹其實是……」大概也撼動不了眾人模模糊糊俗成的那團概念，而只能在學術圈子裡轉一轉。
所以若要給民粹、鄉愿下一個定義，應該都作不得準，只能徒勞無功。不過，我們雖不能明確地說「民粹是什麼」，但可以談一談「民粹有什麼表現」「什麼樣的觀念、行為可謂民粹」，談談那之中有什麼樣的錯誤，來警惕彼此。這樣便有意義。
日前與長輩聊到民粹，我忽然想起《論語》的一段：「益者三友，損者三友；友直、友諒、友多聞，益矣；友便辟、友善柔、友便佞，損矣。」覺得「便辟、善柔、便佞」正可描述台灣所謂「民粹」的一些表現；再想一遍，居然對原文也有了更深一層的理解。
《論語》文辭簡潔，字義常須相對來看，「直、諒、多聞」肯定是和「便辟、善柔、便佞」相反的，而且為什麼要先說「直」再說「諒」再到「多聞」，也都是有理由的。
故可舉例來說：當你有什麼不適當的想法、要求時，益友能跟你直說那樣不好、不行，而一方面諒解你的立場、緣由（不教條主義），也讓你諒解其他人的立場（有大局觀──「諒」字從「京」，京的字形是人工築起的高丘，可引申出高瞻遠矚的意思），並且提供你各方面的相關知識，讓你能修正錯誤，或把對的事情做得更好。
相對的，損友即使知道裡面有什麼不對，也會隨順你的意向（便）而迴避問題（辟），像小羊般的迎合你的情緒（善柔），甚至發明一套理論去附和你，光挑對你有利的部份來護航（便佞）。當今的政府與政黨，似乎就是這樣的，避癥結而不談，只各方討好，作些連自圓其說也達不到的論述，結果誰也不滿意，但大家也就這樣繼續混下去。
「鄉愿」又是怎樣呢？孔子只說「德之賊也」，或可理解為「小模小樣地裝出上道的樣子」；孟子的解說是：「同乎流俗，合乎汙世；居之似忠信，行之似廉潔；眾皆悅之，自以為是，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，故曰德之賊也。」現在台灣所謂的「鄉愿」，還適用這般解釋嗎？大體適用，但還需要補充。
現在「鄉愿」一詞最常用來批判政治人物，如罵一人沒有原則，只想各方討好，迴避問題；這也可以用「便辟、善柔、便佞」來描述，奇怪這麼多年竟沒有幾人拿這三個詞來開罵。然而，那些「鄉愿」的人究竟在迴避哪些、討好哪些呢？這並不難索求，我們只要統計一下許多政治人物便辟過的政治忌諱、善柔而便佞過的政治正確，大概就可以描繪出一團由台灣人所集成，也牽制了台灣人的集體意識；這團集體意識，似也就可以稱為「鄉愿」，或曰「鄉民的正義」（這是一群網友正在努力製作中的一部動畫片名）。是故「愿」可以稱人（如《孟子》將之寫作「鄉原」、「一鄉皆稱原人焉」），也可以稱心態。至於「鄉」字的今義，我第一時間想到的，就是「本土」這面多少人拿來厭勝異己的大旗；當然「鄉」與「本土」並不就代表著反動與排外，只是總有一些人會標榜著它來反動排外，並且大聲曲解批評者，說你是陰險傲慢地要把「鄉土」與「反動排外」畫上等號，如此一方面封堵批評，一方面也綁架了本鄉本土，將之限制在自己的認同範圍以內。
這樣想來，「民粹」和「鄉愿」這兩個舊詞，實在是「其命維新」，太有超乎原本的當代意義了。這裡且不去開展更多議題，只先反身想一想：我能避免「民粹」與「鄉愿」嗎？我處事發言，如果碰到人情世故的障礙，或是敏感的政治問題，還能做到直、諒、多聞，而不便辟、不善柔、不便佞嗎？
想想還真難。尤其這裡所說的「直」還不是一根筋的魯直、絞直（《論語》中另一組相對的品德：仁智信直勇剛／愚蕩賊絞亂狂，亦可參見「鄉愿」之義），而是在多聞基礎上「有大局觀」（這句是中共前年對司法部門的指示，本來是好句子，被用得很反諷）的諒直。這本來應該很簡單的，做人做事都應該這樣，但好像人越多、事情越複雜，這就越困難了。雖然很多人都提倡「道德勇氣」，希望人突破心理障礙、政治顧忌去講真話、實話，但當事情牽扯到身家性命、外帶名譽的時候，似乎也就只有一根筋的固執、偏執之人才敢對公眾堅持己見了。然而那是直、勇、剛，還是絞、亂、狂？品評他人容易，輪到自己，就得看修為造化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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